改革开放40年“再出发”怎么看,怎么走? 在近日举行的财经年会上,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士就“减税降费、国企角色、民企竞争、资本市场、营商环境”等问题发表了看法。听来,下面这8句话令人五味杂陈。 图片来源:财经供图 一、减税要减到政府“痛” 在困难时期,渡过难关应该谁来痛? 黄孟复。图片来源:财经供图 第十届、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说,从职工、企业和政府三方面来看,绝不能让职工痛,员工的福利待遇不能动。企业已经很痛了,成本上升、利润下降,如果再让企业痛下去,企业可能就保不住了。 “所以肯定是要让政府痛,减税要减到政府痛才行。”黄孟复指出,过去减了5000亿、8000亿以后,财政收入仍然能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,说明政府减税还有很大潜力。政府困难,企业好过,员工才能好过,企业发展好了才会有更多的税和费,政府也就能好过了。 谈及减税,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讲座教授、原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建议,国家应该考虑临时性减税,比如接下来两年的增值税从16%降到12%,同时增加投资对企业所得税抵扣的比例,到第三年再将税率恢复到原来水平。这样做有三大好处,刺激投资和消费、减轻对财政的压力,降低中国贸易顺差。 在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看来,减税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,但不能用减税代替财税体制改革,最核心的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财税制度,而不是仅仅税收得多点少点的问题。 二、降低企业解雇员工成本 在全民讨论民企融资难、融资贵时,魏尚进指出,企业家还关心解雇员工的成本问题。他提到,中国员工的解雇成本比大多数发达国家还要高,这直接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。他建议,“把解雇成本降低,五险一金降低,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,提高企业雇工的兴趣和意愿。” 魏尚进。图片来源:财经供图 魏尚进还提出另外一种观点,压缩企业管理层级。 他指出,随着管理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提高,企业可以通过压缩管理层级降低成本。他还将这一观点引申至政府部门,“在不影响效率和执行力的情况下,是不是可以考虑把政府的层级抽掉两层,这样公务员的数量将大大减少。更重要的是,同样收来的税收,可以用来增加其他公共产品支出,或者用它来减税降费。” 三、国企存在的本质是政府介入市场 谈及国企与民企的问题,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,招商局集团、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提出,国企存在的本质是政府介入了市场,它不是作为一个中性的调控者或者监管者、基础设施的维护者,而是直接参与了市场竞争。在这种情况下,政策就很难完全一视同仁,良好意愿做起来就有制度上的障碍。 他总结,民企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可以分成两类,一类是显性的、直接的,一类是隐性的、间接的。 显性问题主要是,一是市场准入设置了条件,阻碍了资本的纵向流动和产业升级,造成竞争不平等和社会不公。二是财政补贴,对国企的补贴大大超过对民企补贴。三是多种要素的价格管理,民企享受不到。 隐性问题主要是,“银行认为政府的导向是支持国企的,这个政策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某种背书甚至担保,国企出了问题政府会救,而民企出了问题没人救。”秦晓认为,解开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在于撬开二元结构。 |